来源：新周报
20世纪30年代的故宫盗宝案曾耸动一时，沸沸扬扬十余年，最终于1948年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偃旗息鼓，而蒙冤之人沉冤始终未得洗清。新中国成立后，当事人该案平反事，曾两度上书毛泽东、董必武陈述冤情，请求平冤……
故宫盗宝案
的前因后果
自1925年溥仪被冯玉祥驱赶出宫后，南京国民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准备筹备建立故宫博物院。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事会条例及27位理事的任命名单。“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煜瀛（石曾）为理事长，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内定另一常务理事张继为副院长。
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时，院长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理应该由内定副院长张继主持工作，但李煜瀛、易培基对此都心存异议，日常工作乃由身为李煜瀛侄子、易培基女婿的秘书长李宗侗主持。张继与李煜瀛、易培基芥蒂由此生根。
张继在故宫的境遇，令她的太太崔振华极为忿忿。她的丈夫是同盟会元老、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兼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居然无法掌控故宫博物院，而仅被委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她实在忍不下这口气，故而时常找茬制造纠纷。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又向华北渗透，故宫博物院为防文物落入敌寇之手遂有南迁动议。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6万元迁移费预算案和张继主持文献馆迁往西安、迁移费1/3归其支配的提议。然而，秘书长李宗侗前往南京请示时，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故宫文物分运西安的计划，张继疑心李宗侗在其间搞了鬼，对易、李又添新恨。
故宫文物先后分5批1.3万余箱运往上海后，张继夫妇指使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培基、李宗侗利用故宫售卖物品舞弊贪污。1933年5月，易、李被控主使伪造文书、浮报贪污。但郑烈发给其密派到故宫调查的检察官的电报被吴瀛截获。吴瀛与易培基是同学，两人关系甚笃，仗义执言揭发了此事，他因此亦遭张氏夫妇嫉恨。
同年10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署提出检控易、李涉嫌违法舞弊。之后，江宁法院又把案子提升为盗窃文物案，使案子转移到便于控制的南京地方法院办理。
此后，故宫博物院职员萧襄沛在文物南迁中将凤冠上的珠子摘下装箱的做法，被郑烈扣上“破坏古物以伪换真”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数年。张继、郑烈借机宣称萧襄沛所为，是在易培基指使下的盗宝行为。紧接着，报纸刊出一系列易培基的负面传闻。
1935年5月至8月，法院请来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帮助鉴定文物真伪，并将认定的赝品、伪作封存，共计62箱。法院认为，故宫珍品不应有假，此为易培基等人以假换真所致。1935年8月，江宁地方法院在易培基生病缺席的情况下，判决其犯有监守自盗罪。但是此后数年，由于找不到易培基、李宗侗盗宝证据，案子无限期拖延。
“七七事变”后，易培基病卧上海，财产大半已被没收，连诉讼费都难以筹措，精神上压抑难忍，心中积愤无处宣泄，终于1937年9月含恨离世。
易之尸骨未寒，张继太太崔振华即指使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递交诉状，在易培基、李宗侗、吴瀛三人头上又添加“吞没”书画等文物罪名。因头号当事人已离世，二号被告李宗侗态度畏缩，不敢力争，故宫盗宝案遂积非成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造成巨大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有关当事人以为有机会重审此案，却闻知该案卷宗已丢失一空。1947年冬，张继暴病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华意识到，当年构陷之案若深追下去结局对自己不利。1948年1月9日，《南京人报》上突然登出一则消息，称：“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
就这样，沸沸扬扬十余年的故宫盗宝大案，以耸人听闻开始，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偃旗息鼓，而蒙冤之人沉冤始终未得洗清。
吴瀛通过董必武
致信毛泽东
1949年，另一个时代刚刚开启，吴瀛就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反映了故宫盗宝案的冤情，请新政权出面予以平冤。
1949年10月吴瀛第一次上书毛泽东，是通过董必武转呈的。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故宫盗宝案涉案主角易培基是毛泽东老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作为校长兼老师的易培基对毛泽东的才华非常欣赏。后来，他亲聘毛泽东为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依托一师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几乎全都得到了易培基的鼎力相助，并不同程度地争取到这位知名民主人士的参与。毛泽东后来对他同窗好友周世钊说：“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其次，吴瀛与易培基早年在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是同班同学，两人亲如兄弟。后来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曾与吴瀛的祖父吴殿英同为湖北新军教习，关系甚好。因为这层关系，易培基结识了黎元洪。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易培基做了黎元洪秘书，董必武亦曾在此任秘书，跟易培基曾是同事，由此，亦得与易培基契友吴瀛相识。
既与毛泽东早有接触，又与董必武为旧识；且故宫盗宝冤案要平反的主角又曾是毛泽东的老师、董必武的同事，吴瀛致信毛泽东而通过董必武转呈的行为，也就其来有自了。
毛泽东、董必武
巧妙为冤案平反
1949年10月前后，是新中国肇始新政权构建之际，事务千头万绪，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忙碌之中。而作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及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却对故宫盗宝冤案平冤要求加以关注，给了吴瀛及时的回应，足见他们对此事的重视。
就在吴瀛上书后不久，为了解决好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等接收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政务院接收工作委员会。而鉴于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为中国最大商埠，专门组成了由董必武领导的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
工作团在逗留上海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董必武于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时为上海市文管会委员的吴瀛见了面，并谈了毛泽东及他本人对故宫盗宝案如何平冤的意见。他们认为，因为事隔十余年，双方的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无法对证，法办为难。而且毛泽东同易培基有师生之谊，若一旦偏差，或有不便。干脆以私人名义，以所陈经过、证件，令继任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写一篇自白文字一同发表，政府默认登报，并印一小册送图书馆保存，则此案大白于世。重在表白是非，私人恩怨自可从宽。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故宫盗宝案平冤之事考虑得十分周详，又显示了共产党人不徇私情，力求公允妥善处理旧时遗案的风节。
毛泽东、董必武都倾向故宫盗宝冤案平冤不走法律程序，而是让有权威身份的知情者马衡写一篇有关故宫盗宝案真相的文字，说明系张继等构陷；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吴瀛也写一篇案情原委的文章，人民政府默认文章见诸报端，收之于各大图书馆存档，以使易培基、吴瀛等洗清沉冤。自此，故宫盗宝冤案平反之事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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