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是一场社会意义极重的仪式,像是某种通告:你被允许安静了,别再浪了,操心事交给年轻人去折腾,广场舞和带孙子,成了主流剧本,你要是不这样,邻居背地里会念叨你几句,甚至会当面劝你一句“别折腾了,歇歇吧”。
1990年,北京的冬天,北风吹得人脸生疼,50岁的关玉香,推开家门,没去菜市场,也没坐在家里缝衣服,直接卷起袖子琢磨起“再来一次”的事,退休证刚发下来不到一周,她就对家里人说:别劝我,我还没完。
她原本是仪表厂的老工人,打了三十多年卡,手指头上常年有油污,工厂里的工友说她心眼死,不会来事,专会干活,这种人说实话,按套路早就该安分守己了,结果她偏偏不信这个邪。
1991年春,关玉香第一次创业,选了个冷门——做仪表盘,这玩意儿利润薄,门槛高,干了几年,账本上的数字越看越心虚,亏得连家里电饭锅都差点当掉,邻居看她搬来搬去,背地说她“倔得像牛”,她倒是笑了,说“人活一回,总得试试”。
展开剩余80%1994年,海南的天气和北京不一样,潮得让人抓狂,关玉香在当地踩点,看着饮料摊上全是进口罐头,突然眼睛亮了,心想,这不就是机会吗,喝水都要用进口罐,咱就不能自己造吗,海南政府那会儿有招商政策,拍板快,直接垫了两百万,她一咬牙,把家底三十万全砸进厂房——有人说她疯了,年纪一大把,钱都砸空了,家里人连夜开了家庭会,结果还是拿她没办法。
1995年,文昌,厂房里只有16个工人,生产线老掉牙,容易断电,喝水要排队,夏天热得像烤箱,工人们跟她说,这活干不下去了,没人信他们能熬过这个夏天,关玉香说,咱不比别人差,差的是机会,熬过去就有饭吃。
到了第二年,红牛的风声传来,泰国来的大资本,要在中国找合作厂子,关玉香听说后,直接坐火车去谈合作,第一次见面,对方连茶都没给倒,直接拒绝,说你们厂太小,做不来,她回去没服气,琢磨出红牛需要的是粉末补涂,这技术国内没人会,她就跑银行把房子抵押了,把国外的机器搬回来,工友们都说她疯魔了。
1996年,海南、广州、深圳,关玉香来回跑了41次,鞋子都磨破了,红牛的人见了她头疼,觉得这个老太太有点缠人,晚上她还要查资料补课,快60岁的人,背着技术资料跑客户,很多人不信她能成,结果红牛被她的执着和新工艺打动,给了第一张订单。
消息传出来,厂里炸锅了,工人们直接在车间吃了一顿散伙饭,结果第二天发现,公司起死回生,红牛的易拉罐就从他们手里出来了,品质比进口货还好,关玉香说,这只是开始,后面还得跟着大客户走,结果奥瑞金的厂房在全国跟着红牛建,别人笑她像跟屁虫,她只管把货做好。
换个角度,有人觉得这就是天生的冒险家体质,其实也未必,她说自己小时候穷怕了,吃过烂白菜帮子,穿过补丁衣服,工厂里的冷嘲热讽也没少听,她认死理,觉得人得靠自己,不能指望天上掉馅饼。
2000年后,大厂客户排着队找上门,青岛啤酒、元气森林、可口可乐这些名字,变成了她账本上的合作方,她没忘记早年买设备时被台湾商人嘲笑的场景,对方说你看不懂图纸,她没回嘴,心里记了一辈子,回来就拉团队搞技术,国外的罐体厚度0.21毫米,她带着团队做成0.12毫米,省下的钱全都算在成本里,环保也做到了。
又有一年,覆膜铁被外企卡脖子,国内没人做得出来,她带着人干了七年,终于搞成了,奥瑞金参与了四十多项标准的制定,慢慢地,从被人看不起变成了行业头部,纳税数字从百万元跳到百亿元,她每年都会在员工大会上说一句:别忘了国家的政策,懂得感恩。
2025年,关玉香已经84岁了,腿脚不利索了,拄着拐杖,每天还要去工厂转一圈,员工劝她歇歇,她说“人活着就得有点意思”,她自己也承认,这辈子没怎么享清福,钱不多花在自己身上,倒是公司捐了两千万,帮了不少学生。
有人问她,后悔吗?她笑着说,五十岁才刚刚上路,谁说命运只能靠天,自己不试试怎么知道会不会有新故事。
关玉香的故事看起来励志,其实更像一场拉锯战,命运和她对着干,她就硬扛着,别人觉得她是逆流而上,但她说,这条河流根本没有方向,站着不动才会被淹死,动起来才有活路。
至于未来会怎样,没人能打包票,哪怕她再拼三十年,也许再也没有红牛那样的机会,但起点低不等于终点低,这道理,关玉香用三十多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至于后来者,能不能学会,她说了一句:“别怕,先试试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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