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是一场社会意义极重的仪式，像是某种通告：你被允许安静了，别再浪了，操心事交给年轻人去折腾，广场舞和带孙子，成了主流剧本，你要是不这样，邻居背地里会念叨你几句，甚至会当面劝你一句“别折腾了，歇歇吧”。
1990年，北京的冬天，北风吹得人脸生疼，50岁的关玉香，推开家门，没去菜市场，也没坐在家里缝衣服，直接卷起袖子琢磨起“再来一次”的事，退休证刚发下来不到一周，她就对家里人说：别劝我，我还没完。
她原本是仪表厂的老工人，打了三十多年卡，手指头上常年有油污，工厂里的工友说她心眼死，不会来事，专会干活，这种人说实话，按套路早就该安分守己了，结果她偏偏不信这个邪。
1991年春，关玉香第一次创业，选了个冷门——做仪表盘，这玩意儿利润薄，门槛高，干了几年，账本上的数字越看越心虚，亏得连家里电饭锅都差点当掉，邻居看她搬来搬去，背地说她“倔得像牛”，她倒是笑了，说“人活一回，总得试试”。
展开剩余80%1994年，海南的天气和北京不一样，潮得让人抓狂，关玉香在当地踩点，看着饮料摊上全是进口罐头，突然眼睛亮了，心想，这不就是机会吗，喝水都要用进口罐，咱就不能自己造吗，海南政府那会儿有招商政策，拍板快，直接垫了两百万，她一咬牙，把家底三十万全砸进厂房——有人说她疯了，年纪一大把，钱都砸空了，家里人连夜开了家庭会，结果还是拿她没办法。
1995年，文昌，厂房里只有16个工人，生产线老掉牙，容易断电，喝水要排队，夏天热得像烤箱，工人们跟她说，这活干不下去了，没人信他们能熬过这个夏天，关玉香说，咱不比别人差，差的是机会，熬过去就有饭吃。
到了第二年，红牛的风声传来，泰国来的大资本，要在中国找合作厂子，关玉香听说后，直接坐火车去谈合作，第一次见面，对方连茶都没给倒，直接拒绝，说你们厂太小，做不来，她回去没服气，琢磨出红牛需要的是粉末补涂，这技术国内没人会，她就跑银行把房子抵押了，把国外的机器搬回来，工友们都说她疯魔了。
1996年，海南、广州、深圳，关玉香来回跑了41次，鞋子都磨破了，红牛的人见了她头疼，觉得这个老太太有点缠人，晚上她还要查资料补课，快60岁的人，背着技术资料跑客户，很多人不信她能成，结果红牛被她的执着和新工艺打动，给了第一张订单。
消息传出来，厂里炸锅了，工人们直接在车间吃了一顿散伙饭，结果第二天发现，公司起死回生，红牛的易拉罐就从他们手里出来了，品质比进口货还好，关玉香说，这只是开始，后面还得跟着大客户走，结果奥瑞金的厂房在全国跟着红牛建，别人笑她像跟屁虫，她只管把货做好。
换个角度，有人觉得这就是天生的冒险家体质，其实也未必，她说自己小时候穷怕了，吃过烂白菜帮子，穿过补丁衣服，工厂里的冷嘲热讽也没少听，她认死理，觉得人得靠自己，不能指望天上掉馅饼。
2000年后，大厂客户排着队找上门，青岛啤酒、元气森林、可口可乐这些名字，变成了她账本上的合作方，她没忘记早年买设备时被台湾商人嘲笑的场景，对方说你看不懂图纸，她没回嘴，心里记了一辈子，回来就拉团队搞技术，国外的罐体厚度0.21毫米，她带着团队做成0.12毫米，省下的钱全都算在成本里，环保也做到了。
又有一年，覆膜铁被外企卡脖子，国内没人做得出来，她带着人干了七年，终于搞成了，奥瑞金参与了四十多项标准的制定，慢慢地，从被人看不起变成了行业头部，纳税数字从百万元跳到百亿元，她每年都会在员工大会上说一句：别忘了国家的政策，懂得感恩。
2025年，关玉香已经84岁了，腿脚不利索了，拄着拐杖，每天还要去工厂转一圈，员工劝她歇歇，她说“人活着就得有点意思”，她自己也承认，这辈子没怎么享清福，钱不多花在自己身上，倒是公司捐了两千万，帮了不少学生。
有人问她，后悔吗？她笑着说，五十岁才刚刚上路，谁说命运只能靠天，自己不试试怎么知道会不会有新故事。
关玉香的故事看起来励志，其实更像一场拉锯战，命运和她对着干，她就硬扛着，别人觉得她是逆流而上，但她说，这条河流根本没有方向，站着不动才会被淹死，动起来才有活路。
至于未来会怎样，没人能打包票，哪怕她再拼三十年，也许再也没有红牛那样的机会，但起点低不等于终点低，这道理，关玉香用三十多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至于后来者，能不能学会，她说了一句：“别怕，先试试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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